人道主义干预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及前景(下)

时间:2019-03-11 06:44来源:未知作者:东森游戏平台

不久,局势迅速恶化,冲突愈演愈烈,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逃离家园,许多难民蜂拥到邻国。 1998年4月,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受到新的制裁。 6月,联合国秘书长就北约对科索沃进行强制性军事干预的必要性进行了磋商。

1998年9月,安全理事会还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了第1199号决议,并得出结论认为,科索沃局势的恶化构成“对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安理会寻求停止敌对行动,停止敌对行动以及各方立即采取措施促进人道主义待遇和国际协商,并寻求南斯拉夫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措施。最后,安理会认为应该采取进一步行动和其他手段来维持或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是,“决议本身不足以为联合国会员国或国际组织威胁或使用武力提供法律依据”[34]。

1998年10月24日,安理会通过第1203号决议,正式批准了10月15日达成的两项协议,即鲲16。这两项协定主要涉及核实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和其他科索沃各方冲突各方是否遵守了第1199号决议。第1203号决议还重申了科索沃未解决的局势,并对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构成持续威胁。

从那时起,科索沃的冲突升级了。自1998年秋季以来,北约一再威胁要对南斯拉夫进行空袭,并于1999年3月底正式实施空袭。然而,北约对南斯拉夫的威胁及其所进行的空袭未经安理会授权,行动不能被视为对“宪章”第五十一条的集体自卫。因此,“这种诉诸武力的行为超出了宪章,违反了《联合国宪章》”[35]。

到目前为止,北约及其成员国尚未根据《联合国宪章》提出任何理由。虽然他们尽一切努力使他们接近合法性

首先,他们试图将这一行动与安理会已有的决议联系起来。第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强调安理会对科索沃局势的确认构成了“对和平的威胁”,因此,他们的行动一旦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必须采取的紧急措施旨在防止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在科索沃。 [36]前北约秘书长索拉纳于1998年10月9日致北约理事会常任代表的信充分反映了北约的这一观点。 (1)尽管联合国安理会1998年3月31日第1160号决议和9月23日第1199号决议分别以“宪章”第七章为基础,但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尚未遵守国际社会的迫切要求。 ;?(2)联合国秘书长在这两项决议的基础上提出的令人信服的报告警告说,科索沃境内可能发生人道主义灾难;

(3)人道主义灾难继续存在,因为南斯拉夫没有采取具体措施和平解决危机;

(4)在可预见的将来,不能指望安理会再制定一项对科索沃采取明显执法行动的决议;

(5)联合国安理会第1199号决议明确提到,科索沃局势的恶化及其严重程度对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

总之,北约认为“联合国安理会1199号决议考虑了当前科索沃危机的特殊性”。对于北约来说,“在必要时使用威胁和使用武力是有正当理由的。” [37]

但是,即使大致考虑了宪章制度,这种观点也不能成为对主权国家发动武装袭击的法律依据。

更重要的是,北约的行动不能被视为开创先例,也不能被视为新出现的国际法规则的所谓证据,即允许使用强制手段终止所犯下的大规模暴行,而且理事会已经此时未能对这场危机做出充分反应,否则将对“宪章”中的整个集体安全体系产生更具破坏性的影响。

四个鲲单方面人道主义干预

人道主义干预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及前景(下)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单边人道主义干预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然而,当代国际法学说表明,对单方面人道主义干预的合法性尚未达成共识。学者之间辩论的主体有以下两个方面:原则上是否存在人道主义干预的权利?另一方面,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预是什么?限制是什么?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一些着名的国际法学者,如Reisman鲲 McDougal等,在他们的作品中特别提出了人道主义干预的法律学说。他们认为,“宪章”第二条第4款禁止使用武力只针对每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对保护人权没有任何限制。此外,从广义上讲,联合国的宗旨不仅限于国际和平与安全和禁止使用武力,而且还包括保护人权。在发生特别侵犯人权的情况下,应优先考虑这种保护。另一位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预权利是一种始终存在的较旧的习惯法。这些观点很难相信。首先,如前所述,人道主义干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成为习惯国际法。其次,目前的国家实践也表明没有这种习惯权利;最后,甚至人道主义干预也导致了习惯国际法。发展,它不能合法存在。因为《联合国宪章》,除了少数例外,使用武力已被广泛禁止。?此外,单方面人道主义干涉的论点也与国际法院的决定不一致。在尼加拉瓜的判决中,国际法院正式指出,国际法不允许一国单方面诉诸武力来补救另一国的人权状况,从而否认单方面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 [38]大多数学者同意国际法院的这一观点,因为过去在国家实践中的经验,国际法院通常反对单方面人道主义干预的理论。此外,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预仍然存在滥用的风险,强国可能会利用它来反对弱国。

此外,一些学者认为,由于集体安全机制的缺陷,在特殊情况下需要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预。

事实上,这种观点不符合国际法院在科孚海峡案和尼加拉瓜案中所表明的立场,因此无法令人信服。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外交部也在1986年发表的外交文件中反对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预。“绝大多数当代法律观点反对人道主义干预权利。主要原因是,《联合国宪章》和文献现代国际法没有具体反映这一权利;第二,过去两个世纪的鲲,特别是自1945年以来国家实践从一开始只能提供一些真正的人道主义干预的例子;第三,为了谨慎起见,应该坚决反对创造机会滥用这一权利。“[39]

总之,根据当代国际法,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进行单方面人道主义干预是非法的。

V.鲲人道主义干预的前景

(1)尽量减少人道主义干涉

确实有必要尽量减少人道主义干扰并防止滥用。这种必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自联合国成立以来的国际惯例表明,在真正的法律意义上,很少有人道主义干涉的例子。例如,比利时1960年对刚果的干预,1964年比利时对刚果的干预,1965年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干预,1971年印度对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干预,以及1975年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的干预一年,南非对安哥拉的干预,1978年比利时和法国对扎伊尔的干预,1979年坦桑尼亚对乌干达的干预,1983年美国对格林纳达的干涉以及1990年比利时和扎伊尔在卢旺达的干涉。还有很多。虽然在官方文件中声称这些干预措施构成了“真正的人道主义干预”,但通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它们不是纯粹的人道主义干预。因为真正的法律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预必须是干涉者没有“相关利益”,纯粹的人道主义关注显然是最主要的动机;没有政治上相等的经济鲲或意识形态因素。?第二,每当援引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总是遇到国际社会的抗议时。这显然是由于对干扰机的真实动机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继续加深。因为当人道主义问题成为唯一的动机时,各国对干预的兴趣就会减少。这是一些学者所说的“在许多情况下,人道主义因素是不寻常的,但在不威胁外部国家的政治利益的情况下,这些国家显然对强制性外部干涉不感兴趣。”[40]

学者们对是否制定人道主义干预合法化标准持不同看法。一些学者反对将其标准化,称这样做不仅可能为潜在的干扰者提供额外的干扰借口,而且还告诉他们在哪里可以找到和利用法律漏洞。因此,“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实践”[41]。相反,其他学者主张为人道主义干预合法化创造条件,甚至建议以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决议的形式制定标准。指导人道主义干预的实施。 [42]

笔者认为,历史经验表明,缺乏明确的合法化条件很容易导致滥用人道主义干涉。因此,规范人道主义干预的合法化并进一步规范人道主义干预可以加强对滥用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限制。有鉴于此,任何计划或准备参与人道主义干预的国家都应提前或在干预过程中向联合国提交令人信服的证据。

换句话说,人道主义干预应符合以下条件

(2)人道主义动机应该是压倒一切的,相关的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因素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显然完全是从属的;

(3)只有在各种和平努力失败后才能采取人道主义干预;

(4)对受干扰国家的权力结构的政治影响应限制在最低限度,例如,在保护行动中绝对必要的程度;

(6)人道主义干预不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它可能造成比预防或消除更大的灾难和苦难; (7)一旦完成人道主义干预任务,干扰力必须尽快开始撤退并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撤退。当然,对于这一特殊情况,关于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侵犯人权行为是否仍属于安全理事会的最终决定。如果国际社会同意为人道主义干预合法化创造条件,那么从理论上讲,最合适的方式是以联合国大会决议的形式澄清它。人道主义干预的前景完全取决于干涉国打算如何处理,或者更准确地说,干扰国是否得到适当使用或滥用。如果国际社会希望人道主义干预继续作为一种政治和法律上可接受的道德手段,那么任何国家在准备诉诸人道主义干预时都应该考虑并遵守这些最基本的限制。